欧健 |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度基础、制约因素与实现机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8-28

收录于合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 15个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度基础、制约因素与实现机制

欧健原文刊于2022年第1期

欧健，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版学术著作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在《道德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研究成果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摘要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百年，也是党领导人民逐步向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的一百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升级转换”和“接力赓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具备诸多优良制度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相对贫困的困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诸多制约因素。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完善共同富裕指向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机制，建构共同富裕取向的高质量发展机制，培育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机制。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分配；高质量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9FDJB011）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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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200 字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共同富裕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不懈追求。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深受三重压迫，苦难深重，毫无共同富裕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步改变了这种境况，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一步步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目标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升级转换”和“接力赓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我国处在共同富裕的何种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具备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还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采用何种机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需要从学理角度进一步深入探究。

一、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阶段

共同富裕包含两个关键词——“共同”和“富裕”。其中，“共同”是指涵盖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富裕”是指物质生活的富有、政治权益的保障、精神文化的满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优美。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享发展成果；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要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人们的参与权和发展权要平等、阶层流动渠道要畅通。可见，共同富裕的内涵非常丰富，对于当前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做精准的定量分析，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点在于：一是用什么样的测度标准去评判，二是在当前我国城乡、区域还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情况下，这个标准如何去设定。学界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我国现阶段共同富裕做过定量研究，如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团队尝试建构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大维度，涵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差距等19个方面的具体测控指标。再如胡鞍钢、周绍杰团队建构了一个5大类20小类的共同富裕测量指标体系。这些研究为我们研判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状况提供了理论借鉴。那么，当下中国社会处在共同富裕的何种阶段呢？从党的重要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来看，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阶段。依据有四：

其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的判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表明，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处在由富到强的飞跃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任务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来促进中华民族由富到强的飞跃进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推进共同富裕。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既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或者说，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意味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全面建成小康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准备了全方位基础条件。202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了全面的总结。白皮书重在突出“全面”二字，指出中国的全面小康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进步，体现在受益群体的全面，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显著提升，体现在城乡区域全面覆盖共同发展，等等。二是为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做过系统总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等等。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推进共同富裕翻开新的一页。

其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使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话语表述。全会指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定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专门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做了特别说明，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认为“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既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2021年10月，《求是》杂志第20期发表了习近平署名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从习近平的讲话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对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做了全面总结。根据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性”结论，中国已具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2020年是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253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2万元（折合1.05万美元），是1978年的187倍，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是1978年的188倍，比2010年翻了一番还要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缩小，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呈现稳步缩小的态势；东部居民收入增长4.6%，西部增长6%，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也在缩小；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一直稳步快速增长，2020年达到245679.03亿元，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支持，自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3.9%。政府投入公共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发展成就也表明，当代中国已具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条件。但《人民日报》在2013、2015、2016、2018年多次发文章探讨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结合李培林、林毅夫、郑秉文、陈功等学者的研判，中国极有可能在“十四五”时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届时，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当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从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国际比较看，当前我国在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化指数和幸福指数等几个重要指标仍处在世界中等水平。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未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优良制度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比较，中国也是共同富裕之路走得最快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中国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处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上。70多年过去，中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阶段，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绝对贫困的发生率依然高居不下。2015年，非洲联盟发布了《2063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提出了在一代人时间里消除贫困的目标。2016年，菲律宾政府发布了《菲律2040愿景》，提出到2040年菲律宾人将免受贫困和饥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1978年至2020年，中国贫困发生率由97.5%降为零。而这期间，欧美发达国家虽早已进入富裕型社会，但贫困发生率依然很高，欧洲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数据显示，欧盟平均贫困率为21.9%，其中希腊和西班牙贫困率超过27%，2020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也高达11.4%。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在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方面，的确比绝大多数国家都快很多。缘何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实现共同富裕的优良制度基础。

（一）中国有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

百年党史深刻昭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领导一切的领导原则上升到根本制度的层面，并将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之首。有了党的领导这一制度优势，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能协调好各方利益，就能充分动员各方力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排在第一位。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从党史角度考察党的领导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共同富裕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一宝贵的生产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准备了社会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锐意改革，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准备了充分条件。

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保证共同富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保证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保证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保证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中国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设想了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生产力高度发达，为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可供分配的产品，这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但生产力发达并不会自发地走向共同富裕。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产阶级推动了工业革命，尽管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究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是分离的，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变革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思想，它对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尽管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普遍增加社会福利来缓解制度危机，但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的“缓兵之策”，在不改变“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情况下，共同富裕是空谈，两极分化是必然。事实上，西方很多学者也认识到这个严重问题，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20世纪就提出过一个判断，认为欧美发达国家不过是一种“富裕社会”而已，表现为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的反差。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更为直接地把这种“富裕社会”称之为“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病态社会”。可见，普遍的社会福利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的共同富裕问题。且看今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在美国，2017年贫困人口依旧有3900万。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放弃了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比较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并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能保证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能保证最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当然，我国大量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活跃市场、满足需求、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扩大社会财富总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继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加以肯定：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三）中国已形成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对市场经济采取否定态度，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会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必然带来两极分化。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长期受这一思想所支配，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理论争论，焦点也在于此。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是由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不能将其绝对化。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机制能充分激发劳动者的潜能，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对人的激励，使人的聪明才智在市场大潮中尽情展示，最大限度地施展创造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发挥政府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制市场行为、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调节分配关系，通过规范一次分配，强化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扶持和帮助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尝试让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牵手”。经过不断地调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释放出巨大的体制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社会财富的总量。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超过8.4%，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速度，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四）中国已基本建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既是社会的安全阀，也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民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指数越高，越有利于共同富裕。社会保障主要从两个方面助力共同富裕。一方面，社会保障能降低或免除风险。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社会主体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某些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可能导致社会成员陷于贫困”，比如因病致贫、因失业致贫，因伤致贫，等等，全面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化解这些风险。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有助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是以公平为导向的分配过程，有助于实现结果公平。学者郑功成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物质基础是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在份额；二是再分配机制是否合理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从国际视野出发，社会保障制度越是健全的国家，国民共享的份额就越大、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程度就越高、离共同富裕目标的距离就越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之一。”

中国通过连续40多年不断释放改革红利，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构了一套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截至“十三五”末，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保险体系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减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科院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该年的社会保险收入使基尼系数下降6个百分点。

（五）中国已初步形成统筹发展与共享的收入分配制度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充分激发社会成员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尽可能地做大“蛋糕”；二是建立既体现贡献又彰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分好，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调试，中国分配原则经历了打破平均主义、恢复奖金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统筹发展与贡献的发展过程。时至今日，中国已初步形成共同富裕指向的多元收入分配制度。一是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占比，这是因为大多数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劳动，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于共同富裕；二是加大了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三是强调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在近两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被频频提及，释放出非常强烈的共同富裕信号；四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这些分配原则和制度都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对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尽管这一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制度的执行和原则的落实，还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调试，希望基尼系数“应声跌落”也不太现实。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多重制约因素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复杂工程。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科学研判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条件。就我国当下的情况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对贫困的困扰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大的难题是解决好相对贫困的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减贫工作退出党和政府的工作领域，而是意味着下一步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早在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战略规划，这表明中国在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后下一步反贫困战略重点将转向相对贫困领域。绝对贫困有测度标准，而且其标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所变化。相对贫困也有测度标准，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体对这一标准的设定是不一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欧洲国家大多采用的测度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或60%，按照这个标准，2016年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相对贫困发生率为11.7%。由于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刚刚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政府目前尚未提出我国的相对贫困测度标准。目前，学界一些学者如陈宗胜、沈扬扬、黄征学、何秀荣、汪晨、王小林等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当前发展不均衡、收入差距较大，还不具备制定一个统一的相对贫困标准的条件。但不论采取何种测度标准，我国相对贫困人群的绝对数肯定很大。胡鞍钢课题组认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水平，总会有5%左右的人口(7000万人左右)属于相对困难人群，他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目标群体。当然，相对贫困人群绝不仅限于他们。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市场调节手段”的共同富裕新模式。这一模式较之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模式，优点是能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增加社会财富，为共同富裕积累丰厚物质基础，缺点是分化严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模式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叠加，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速度与程度。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方方面面，制约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动。比如，我国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创新驱动、人才汇聚、民主政治、公共服务、要素供给、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发展差距。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中共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再如，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价值观错位、精神空虚、道德滑坡、风气败坏等，也制约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当前发展现状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基本因素。

（三）分配关系的尚未理顺

继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之后，十五大又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多年来，这些基本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一直存在些许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分配结果差距较大引发了人们的质疑。事实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基本分配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全会的公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分配制度是科学合理的。然而出现分配结果差距过大的原因不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而在于分配关系没有理顺。比如1993年中央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优先”多少没有量的规定性。“兼顾公平”由谁兼顾？“兼顾”多少才公平？这些都没有具体规定。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分配原则方面又进一步规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分配原则的指向很明确，就是公平和共富，但问题同样在于缺乏量的规定性。较长时间以来，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不合理，非劳动收入占比较高。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初次分配中居民工资收入相对于总收入的集中率呈下降趋势，初次分配环节的公平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大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运作获取巨大收益，一些流量明星通过收割流量获取天价报酬，引发公众对分配公平的强烈质疑。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的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这是制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性因素。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高位0.491后，虽缓慢回落，但至2020年仍然高达0.468。

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机制 迄今为止，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并未呈现出共同富裕的图景，曾经被西方社会热捧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不过是全民共富的幻象。如此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探索人类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崇高使命。基于当前我国共同富裕的现状，本文提出如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一）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相对贫困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测算的相对性、表现的多样性、发现的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相对贫困治理机制面临着难识别、难平衡、易增长、易再生的“两难两易”挑战。根据我国当前情况，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探索构建基于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可以借用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继续精准到户到人，但是相对贫困线的划定要根据区域发展差距的状况有所差异，在同一区域内相对贫困线要按照城乡一个标准来划分，并且要阶段性递增。二是构建防止返贫机制。当下，脱贫攻坚战已打赢，党和政府派驻的工作组仍未收兵，工作重点转向防止已脱贫群体再次返贫，目前，从机制层面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的无缝衔接。三是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继续坚持“扶志”“扶智”与“造血”的结合，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共同富裕虽强调人人享有，但决不是靠政府大包大揽，更不允许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现象，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四是建立多元协同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相对贫困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多方协同，单靠任何一方之力难以达成既定目标。这其中，党委和政府发挥着政治动员、政策供给和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市场承载着资源配置的载体作用，社会组织承担着帮困济困的公益作用，个人发挥着脱贫致富的内生作用。五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考核评价机制。相对贫困治理成效如何，事关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必须通过评价反馈机制不断调整和完善。可以沿用对相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的有效做法，对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状况进行跟踪监测与考核评价，根据摆脱相对贫困的绩效对相对贫困治理政策进行完善，确保相对贫困人口高质量稳定脱贫。

（二）完善共同富裕指向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机制

一是发挥好公有制经济的共富效能。共同富裕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西方学者一般都是从财富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研究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都有意回避了所有制问题。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不仅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定向”的重要作用，也发挥着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作用。公有制经济虽然能够保障共同富裕，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做好制度安排，尤其是要对国有经济的收益和分配要监管好，使之真正惠及全体人民。2017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试点划转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用来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实现国有资本收益的全民共享，这就是基于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机制。再如当前农村围绕农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也是基于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共同富裕制度安排。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具有“优胜劣汰”的分化效应，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势不两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必然的，一方面，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法则可以充分挖掘劳动者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优势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多年以来，关于市场经济是否具有“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实现国民间的互惠、社会发展的转移以及财富或人力的有效流动”的“涓滴效应”，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以马歇尔、库兹涅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效应是存在的，而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则否认这种效应的存在。事实上，从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实践历程来看，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具有“涓滴效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并且市场自身发挥作用充分、政府自身服务高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之目的。三是完善共同富裕指向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收入分配调节，最核心的问题是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分配激励机制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直至今日，已形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分配原则。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加快完善一、二、三次分配协调配合的共同富裕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环节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之前，尤其是在非公有制领域，收入分配的较大份额被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所占有，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二次分配环节，要更加用好政府的税收调节机制以及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机制，适时开征遗产税、房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调节过高收入。此外，按照公平和共富的原则，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鼓励企业和高收入人群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更多回报社会，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三）建构共同富裕取向的高质量发展机制

一是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党建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和制度功能，其主要抓手是抓好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和初心使命意识，锻造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发展方向上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运行，在发展目标上始终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目的，在领导力量上始终有坚强的组织领导为保证。二是要构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保障机制，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和“效益”，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保障有很多，如制度、技术、劳动力、知识、资本，等等，其中“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可以通过制度的建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保障。新时代，我国正在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些制度性重构，都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三是要构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保障机制。平衡、协调、包容性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处理好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关系；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就是要“补齐短板、建强弱项，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畅通阶层上升通道，使协调发展成为建设全面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人公平享有发展权益、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构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的保障机制做了详尽谋划。

（四）培育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机制

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实现机理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就外在机理而言，尽管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皆可归结为制度建构和政策激发；内在机理是指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机制。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是内外在机理同时同向发挥作用的过程。单纯依靠政策激发，是不可能实现持久稳定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来的，而不是靠“均贫富”均出来的。对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的解释，主要有结构致贫、能力致贫、心理与行为致贫这几种情况。其中能力致贫和心理与行为致贫的解决之道在于培育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机制。一是强化劳动者能力培训，激发内生发展力。在制度和政策公平合理的前提下，劳动者的收入与其自身的能力呈正比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最有效方式是培育其劳动能力，增强其“造血”功能，激发内生发展力；二是加强思想教育，强化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心理资源。部分个体的贫困源于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在命运观念、生活观念、劳动观念、贫富观念以及自我管理、心态情绪、自我激励、认知水平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颇与不足，比如有怨天尤人者、有安贫守贱者、有好逸恶劳者、有意志不坚者，等等。这些内在的认知问题不解决，这部分人则很难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解决之道唯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全社会形成精神富裕的共识，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形成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三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是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教育过程是劳动力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为改变一般的人本性，使它获得一般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另一方面，高质量教育是培养全社会创新人才的基础性工程。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是要创造出足够多的社会财富，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要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健全人才培养和使用体制机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五、结语

是否能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检验一个执政党是否有责任、有担当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优是劣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有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渐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成就足以震惊世界。今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5万美元，距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1.25万美元门槛的标准仅一步之遥，这意味着我国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已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重要历史阶段。尽管未来我国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还存在很多难题亟待解决，但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形成诸多宝贵的经验，已经具有优良的制度基础。当下，中国已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这一美好愿景定能充分展现于国人和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张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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